关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与古代书院体制的思考

关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与古代书院体制的思考

 

伍厚恺

 

一、对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反思

 

     现行大学教育体制是随着世界近现代产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原来的通才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转变为专才教育。这种变化源于历史的发展，顺应了社会需求，但不可避免地导致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的弱化，具有局限。如何两者并重、相互融合，值得探讨。

西方自古希腊起，直到近代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都认为大学是培养公民的地方，是公民社会建构的重镇。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智慧和才能。现代大学不单是向社会输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民。

中国古代也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要给学生以“士”的教育，使之成为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主导力量。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都认为大学教育不应成为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或专家教育，而是要“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原则的体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自己真正获得解放”，从而把教育理解为人的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是人获得解放的途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方针表述为“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多次指出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

因此，理想的大学教育应是素质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有机结合。大学无论文理工医农、成百上千的专业，教育的第一位目标是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和能力。

然而，我国大学教育的传统却不稳定，曾受到苏联片面强调工程技术专才化的影响。加之当前急剧的社会转型，发展科技经济的迫切要求，兼之就业市场的压力，矛盾集中突现，大学教育专业化、实用化、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各类大学的人才培养，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定位于社会需要的实用人才，大学教育基本成为一种专才教育。

我们近年也开始强调素质教育，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然而，对于素质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间关系，深层次、系统性的解决还有待时日。我们认为，素质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应该高度融合、相互补充；素质教育/通才教育所给予学生思想文化的陶冶、治学方法的训练、创造精神的培养，将有助于专业的学习；而且正因为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的缺失、其原则和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和融注到专才教育之中，才导致了目前中国大学人才培养中存在严重问题。

   现行中国大学的专才教育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行政管理色彩严重，高度统一规范；专业化的系科设置，学科专业界限分隔狭窄；课程体系模式化、教学内容雷同，缺乏特色；以学习教材、课堂讲授为主，多为单向度的知识传授式教学；标准化考试考核，等等。

    中小学的升学压力导致应试教育倾向严重，造成大学教育阶段的困境，而大学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又助长着应试教育的消极倾向。学生由中学进入大学之后，很难迅速摆脱此前阶段的惯性力量。许多人囿于课程学习，而少有阅读参考书籍、加深理解；课外更没有主动地大量阅读、扩充相关知识，打下较深厚的素养基础；学习方法局限于上课记笔记，以死记硬背来通过考试；同学间、师生间缺乏交流、讨论；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这种自主学习意识淡薄、被动接受、简单记忆、不求理解、不敢质疑、缺少探索、缺乏创造的状态，严重地制约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人文学科教育，尤其受到现行专业教育体制的严重影响。人文学科乃是一种“大综合”学科，不仅“文、史、哲一家”，还包括艺术、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非常宽广。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极为重要,这两者构成了所谓“素质”（思想、眼光、胸怀都来自人文素养）。人文学科教育，更应是通才教育/素质教育，一切专业知识技能建立在综合素质的基础之上。按照现行的大学“专才教育”模式，没有通才教育做支撑，缺乏素质教育的底蕴，绝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文学科人才。

    如何做到素质教育/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使两者有机融合起来，进而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是我们要思考和探索的重点课题。

 

二、中国书院体制的启示

 

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书院达到鼎盛，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讲学者有朱熹、程颢、程颐、张栻、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等大师，培养了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梁启超、蔡锷等杰出人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中心。清代张之洞创办的成都尊经书院，则成为“蜀学”的摇篮，培养了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弟、杨锐和彭家珍、廖平、吴虞、张澜、吴玉章等。

书院制度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又形成了完善体制，是我国教育史的珍贵遗产。

    概括地说，书院制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1. 教育宗旨：培养包括道德、学问、思想在内的整体素质。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要求学者按学、问、思、辨、行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朱熹又说：“圣贤教人，只要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陆九渊则提出：“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台湾教育史家张正藩在《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指出：“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

     2. 学术自由，门派开放，崇尚独立与创新。书院聘请不同学派的名师讲学，形成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例如：岳麓书院举办的朱熹与张栻的“朱张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信州的“鹅湖之辩” ；朱陆在白鹿洞书院共同讲学，称作“白鹿洞之会”；明代王阳明受邀到白鹿洞书院讲学，等等。

     3. 自学为主、共同研习。 书院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朱熹：“书要你自己去读，道理要你自己去探究。”主要是生徒自学，并用日志形式记录所学和心得，称为“日课”。如清代龙门书院，每个学生均置行事日记册和读书日记册。前者记每日四节（早晨、饭后、午后、夜间）治经、读史、学文等事，等于日程簿；后者记读书的心得疑义，等于札记。每月逢五、十日呈师前请益。

     4. 独立思考，勇于质疑。 朱熹强调“有疑”（思考辩难）：“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陆九渊也指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南宋吕祖谦则提出“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就研习心得展开讨论。
     5. 导师辅导，参与讨论，重在启发。 朱熹：“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教师的作用是“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

    书院师生“实乃共学之友”，师生常在一起讲学辩论。教师重视引导作用、率先垂范。朱熹的学生黄干说朱熹：“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可见师生关系融洽，教师人格起到熏陶作用。

     6. 讲会制度。 “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主讲者为山长（书院院长）、特邀学者或教师，也可以推举学生主讲。教师讲座，也是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

    讲会制度还为不同学派争鸣搭建了平台，书院师生可以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派的发展。

 

   书院制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相比，显然具有突出的优点，如：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教育风格；学科融合，重视综合性；灵活、自由、开放的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学术思想自由，发扬个性；自主研习、教师指导、讨论；重独立思考与领悟、崇尚创新等等。这值得我们思考如何以新形式加以继承和发扬。

 

 

三、构建学院与书院的复合式教育体制

 

胡适曾感慨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1923）

    蔡元培也曾指出：“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他寄希望于“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并于1922年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称：“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其自动之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

    事实上，书院制课题近年来已吸引了教育界的注意，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西安交大和南方科技大学等先后实行了书院制。据考察，以上学校的书院制度均是“学院管学习，书院管生活”模式。我们则意在探索如何做到“学院与书院互补，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把两者融合起来，使学院和书院一体化，走一条“复合型教育体制”的道路。

文学院2004年以来一直努力进行学生学术文化社团的建设，在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学院制的课程教学任务的同时，学生学术文化社团的课外读书、讨论、实践、创新活动成为了现有教学模式的有益有效的补充，同时对课程教学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就实践着把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同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体制结合起来的教育理念。现在，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整合与提高，将社团制度正式转变为书院制度，可以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学生学术文化社团制度，使之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我们有以下基本设想，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书院修业期，定在学生一、二年级，学生在学院教育和书院修业、课程学习和课外研修的两个空间、双重维度下进行学习。学生必须在书院修业期满达到合格，取得证书。

    一、二年级大体上是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基础的时期，书院制教育一方面同步拓展人文知识、提高思想文化素养，更能激发其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习惯、获得治学方法的初步训练、培养探索与创造精神，将对三、四年级的专业学习起到深远的良好影响。

    书院继续实行原来学生社团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学生根据专业方向、学习规划、个人兴趣，自由组建学社。学社实行自主自治原则，订立组织管理章程，学社负责人实行民主选举；各学社社长组成理事会，统筹协调书院各学社的活动。

各学社以读书、研讨、习作、考察等为主要活动内容；订立每学期活动规划，负责成员的成绩考核和学分登记；理事会组织各学社参加年度学术文化论坛，负责编印书院院物、集刊等。

由文学院教师担任各学社的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制定活动规划、拟定读书计划、进行专业指导、为学生开设讲座、参加讨论会等。

    制定并完善书院管理体系、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学术文化活动体制，建立学社的考核制度和指导教师责任制度。